就宋思铭所知,博物馆每年都有监守自盗的案子发生,这还是被曝出来的,没曝出来的肯定更多。
甚至都已经形成产业链了。
展品一入馆,仿制品就开始造了,关键,现在仿制水平非常高,只是隔着玻璃罩子看外观的话,根本区分不出真品还是仿品。
然后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仿品将真品换出。
宋思铭也不敢保证,未来的大运河博物馆,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“要我说,就算王建都敢借,咱们也不能借,那是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张孝儒对宋思铭说道。
这也算是对宋思铭的提醒。
“主要还是博物馆内部,没有一个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,才导致监守自盗的事情,时有发生。”
宋思铭是一个遇到困难,就想办法解决困难的人,而不是一个遇到困难,就想避开困难的人。
他觉得,应该是博物馆设计一套监督体系。
但张孝儒却给宋思铭泼了一盆冷水。
“我们的纪检系统,应该算是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吧,但一些人就不犯错误了?该犯还是犯,只要有足够的回报,他们自会铤而走险。”
张孝儒举例说明。
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这个例子,宋思铭无法反驳。
就像《资本论》里说的,一旦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他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冒绞首的危险。
宋思铭先把张孝儒送回市文旅局,开车回王寨乡的路上,仍然在琢磨着,怎么解决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问题。
本来,宋思铭都打算走“借”这条路了,从王建都那里借不到,就找其他人借,可是现在,这条路似乎也堵死了。
做任何事,都要负责任。
如果没办法保证借来的藏品的安全,那还不如不借。
可问题是,不借的话,凭五千万的预算,最终,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,十有八九都得是仿制品。
搭配上这样一个博物馆,运河景观带,乃至青山的格调,都一下子下来了。
就在宋思铭想得一脑袋浆糊的时候,手机响了。
通过车载蓝牙接听,电话那头传来了邢道瑞的声音,“宋书记,你在王寨乡吗?”
“现在在回王寨乡的路上,差不多得一个小时才能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