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说,杨嗣昌的这个战略构想,听起来确实非常宏大且周密。
但唯一的缺点就是贵,非常贵。
要想拉起这张史无前例的巨网,必须足食然后足兵。
在杨嗣昌的设想里,想要拉动这张网,需要新招募士卒十二万,步七马三。
其中步兵八万四千,骑兵三万六千。
一名步兵每日给饷五分,一年需十八两银子,总共算下来,一年需要饷银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两。
每一名骑兵连带草料,每日给饷银一钱,一年需饷银三十六两,总共算下来,年需饷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。
两者合计,一年需新增饷银二百八十万八千两!
杨嗣昌还特意强调:
这笔巨款,必须严格落实到总督、总理、各省巡抚头上,垂直管理,不得互相推诿,也不得互相混淆。
如此一来,才能确保这笔钱粮能落到实处,用以养兵练兵,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。
从杨嗣昌这番谋划来看,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,计算精准,方案也力求完美。
但问题来了,这二百多万两巨款,该从何而来?
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,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,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,更是难如登天。
归根到底,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。
既然已经开征了“辽饷”,那再多加征一个“剿饷”,也无可厚非吧?
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。
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,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,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。
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,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,已经悄悄从“贼寇土匪”变成了“义军天兵”。
这一变化,让朱由检深感不安。
踌躇再三,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,交付廷议,让朝臣们各抒己见,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。
结果可想而知,朝中上上下下,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。
其中,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,也最有理有据。
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,剿贼已逾十载,而贼势愈剿愈炽。
其根源何在?
正在于加征不休,驱民从贼。
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,幸存者非死即逃,只能投贼谋求生路。
当下人心思乱,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,休养生息。
只有减轻赋役,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,避免争相从贼。
况且,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,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,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。